第592章 最后十分钟
“桐油”、“滇锡”，连续获得的几笔的美国贷款，对于中国危殆中的抗战局势，无疑是雪中炭、及时雨。后来，胡适还与宋子文合作，促成美国向中国贷款一亿美元。
毫无疑问，除了缓解民国政府的财政危机外，美国给予中国的贷款还有另外的意义，就是恶化美日关系。事实也正是这样，日本为了报复美国对中国的支持，日军向在华的美国人发泄不满，占其租界，轰炸其在华商埠企业。对此，美国政府多次向日本提出交涉和抗议，可是，正在嚣张势头上的日本政府，却置若罔闻，恣行无忌。
1939年7月26日，美国政府忍无可忍之下，宣布废止“美日商约”。
胡适得此消息后，特别兴奋，觉得打了个大胜仗。
他对一些美国朋友说：“美国前次宣言废止‘美日商约’，确已挥动其最锋利武器，美国且可为和平与正义而利用其锋利无比之武器，以付诸日本。中国抗战愈久，其地位亦愈强。中国前途之关键，悉操于中国之手。中国继续抗战二十八个月，或至五年，则将来交涉时，中国之地位当愈见有利。”
在此期间，胡适还用大量准确的情报提醒美国人，日本早就对近在咫尺的美国远东利益如菲律宾、关岛等地构成威胁。这些情报不断得到证实，使得美国总统罗斯福对他产生更大的好感，经常接见胡适，商讨中美合作的事宜和前景。
日本政坛上也不全是狂妄之徒，有些理性的人还是有的。针对胡适在美国的宣传攻势和巨大成功，日本外务省特地派出了他们的“王牌大使”——野村吉三郎、来栖三郎，还有文学家鹤见佑辅、经济学家石井菊次郎、雄辩家松冈洋石，来跟胡适进行全面对抗。
他们的目标很明确，做软的和硬的两手准备，先软后硬。软的就是利用美国的中立法，通过谈判，签订类似于和平协议之类的东西。如果软的不行，就来硬的，逼迫美国就范。
日本的这两个“王牌大使”都是军人出身，野村吉三郎甚至还在上海被抗日志士炸瞎了一只眼睛，这两只“三郎”很狡猾，也很阴险，他们利用很多美国人害怕卷入战争的心态，到处欺骗美说，日本绝不会侵害美国在远东的利益。但实际上，在他们来美之际，日本的庞大混合舰队已经秘密集结，准备一旦谈判失败，就对美国发起突然袭击！
美国妥协势力在日本人的欺骗下，终于占了上风。1941年9月24日，美国国务卿赫尔约见胡适，面带愧意地给胡适看了一份协议草案，这是美国和日本准备签订的妥协性协定。
胡适看后，顿时感到中国被无情地出卖了，一向温婉谦和的胡适竟然像一头雄狮那样勃然大怒！事后，赫尔在笔记中记录道：“这个小个子的中国人，愤怒得浑身颤抖，如果不是他那深厚的文学家的素养最后拦住他一把，我恐怕早已挨上他两记响亮的耳光了。”
胡适没有气馁，决定进行“最后十分钟的战斗”，直接约见罗斯福，痛陈日本人的阴险毒辣。罗斯福总统虽然从内心是希望站在反法西斯一方的，但是无奈美国国内的妥协势力太大，他也无能为力。
美国毕竟是民主国家，即便是总统制，总统也不能过分行使自己的权力。
胡适早就料到了这一点，又积极联络英国大使，直接与英国首相丘吉尔沟通。
丘吉尔作为英国战时首相，比美国人更清醒地知道日本对英国在远东太平洋的威胁有多大。关键时刻，丘吉尔亲自与罗斯福沟通，提醒他说，一旦中国垮掉，日本完全可能立即投入上百个师团，迅速拿下英美在远东太平洋的所有殖民地。
有了丘吉尔的支持，罗斯福也有了更大的底气，最终否决了与日本的那份妥协协定，
否决了与日本的那份妥协协定后，罗斯福很快约见胡适，说美国将更多地支援中国。同时，罗斯福在这次会见中，强烈地预感到：“日本极有可能就在这之后几天，在某个地方对美国发起进攻。”
不过，此时罗斯福没有想到会是珍珠港，觉得可能是菲律宾或者关岛。
日本东条内阁成立，派野村、来栖赴美国，以继续日美谈判遮人耳目，实则掩盖其对美作战的准备。这期间，胡适多次拜访罗斯福，坦诚地与之交流远东局势发展的信息。
12月7日，也就是珍珠港事件将要发生的当日，胡适正在纽约演说，罗斯福打来电话，约他在白宫相见。来到白宫，罗斯福开门见山地说：“胡适，那两个家伙（指野村、来栖）方才离开这里，我把不能妥协的话坚定地告诉他们了，你可即刻电告蒋委员长，太平洋上随时有发生战事的可能。”
罗斯福的预感很灵验。目空一切的日本军国主义者，见软的不行，就在这一天，日本出动6艘航母、14艘军舰、441架飞机，对美国珍珠港发动了突然袭击。给美国海军沉重打击，造成了空前的损失。但是，他们的胜利只是暂时，因为他们此举，唤醒了大洋彼岸的雄狮，也敲响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丧钟。
离开白宫，胡适刚到使馆，便又接到罗斯福的电话：“胡适，方才接到报告，日本海空军已在猛烈袭击珍珠港。”
次日，日本对英、美宣战，太平洋战争爆发。
美国著名的反战派人士查理毕尔说，美日之间的战争不是不可以避免的，但是，罗斯福为了维护资本家在亚洲的利益，不幸上了那位颇为干练的中国大使胡适的圈套。
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是胡适之功，这肯定是谈不上的，但胡适在其中的作用，是不能忽视的。
是胡适让美国人民了解中国抗战而予以广泛的同情，逐步打破了美国部分孤立主义势力试图置身战外的企图。同样也是胡适参与促成的桐油借款打开了美国援华之门。又是胡适在促成美国修改中立法方面起了重要作用。还是胡适在阻止日美妥协的重大问题上立了大功。
这些，可以说是尽人皆知的。但是，在担任驻美大使期间，胡适还做了一件很少被人知的事。
1938年10月，日军进攻武汉、广州，中国政府面临的形势极为严峻。高层内部有主张直接与日本媾和的。蒋介石则希望美国总统罗斯福出面调停中日战事。受美国国内形势的限制，罗斯福认为调解的时机未到，婉言拒绝了。
1939年9月，欧洲大战爆发，整个国际形势都极为紧张，用胡适的话说罗斯福“也不免手忙脚乱”。
9月8日，罗斯福约见胡适，提出远东战事调停的可能条件，其中包括东三省由中日“共用共管”一项。罗斯福希望援引此前不久英美共用共管Canton岛和Enderbury岛的先例，由中日两国“共用共管”中国的东三省。
胡适听了极为着急，离开后马上去查这两个岛的情况，他发现，Canton岛九英里长，最宽的地方50码，岛上居民40人；Enderbury岛三英里长，岛上居民4人。Canton岛和Enderbury岛是太平洋中的两个小岛。不论面积，还是人口，这两个岛屿显然都没法和中国的东三省相提并论。胡适当然对罗斯福的提议极为震惊。
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前，胡适认为和谈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案。但在1937年9月以后，他转而主张“苦撑待变”、“和比战难”。胡适认为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，如果和谈的话，敌人的要价必然很高。日本所要求的，只是中国投降和屈服，中国无法做到委曲求全。所以，当时的胡适极力反对和谈。
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认识，胡适听了罗斯福的提议后当然非常着急。更糟的是，如前所述，在抗战初期，中国政府高层一直希望罗斯福出面调停中日战事。就在1939年9月28日，《纽约时报》上还登出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和美国合众社记者的长篇谈话，王氏公开主张美国出面调停中日战争。
在此内外夹击的情况下，胡适的做法颇能显示他的见识和魄力。
对于美国方面，胡适先是采取回避的方法。1939年9月8日以后的四十天里，胡适不去拜见罗斯福总统，只是托好友Hornbeck特别留意白宫的主张。胡适甚至也不去见财政部长Morgenthau，把借款的事情也拖延了两个星期。一个月里，胡适费尽苦心，起草了一个说帖（Mediation）交给美国外交部。表明中国能够苦战下去，并且列出中日和谈的八点困难。胡适在说帖中特别指出，东三省“共用共管”的主张是无法实行的，因为中日双方实力悬殊、仇恨太深；慕尼黑和谈的前例表明，仅仅要求弱者作出领土牺牲并不足以维持和平。
胡适起草的该说帖实际上是很委婉地否定了罗斯福的调停主张。
对于中国政府，胡适则采取了欺瞒的做法。可以肯定，罗斯福的调停主张，胡适一直没有向外交部和最高当局汇报。中国政府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有这回事。否则，最高当局是会积极进行这件事的。如此一来，中国的抗战图景可能是另外一副模样了。
胡适这种做法，可谓是“独断独行”、“一手遮天”。他个人所负的责任可以说是天大的责任。换一个听话的官僚或者职业的外交官，是否有此见识、有此魄力，能够如此敢于承担责任呢？恐怕很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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毫无疑问，除了缓解民国政府的财政危机外，美国给予中国的贷款还有另外的意义，就是恶化美日关系。事实也正是这样，日本为了报复美国对中国的支持，日军向在华的美国人发泄不满，占其租界，轰炸其在华商埠企业。对此，美国政府多次向日本提出交涉和抗议，可是，正在嚣张势头上的日本政府，却置若罔闻，恣行无忌。
1939年7月26日，美国政府忍无可忍之下，宣布废止“美日商约”。
胡适得此消息后，特别兴奋，觉得打了个大胜仗。
他对一些美国朋友说：“美国前次宣言废止‘美日商约’，确已挥动其最锋利武器，美国且可为和平与正义而利用其锋利无比之武器，以付诸日本。中国抗战愈久，其地位亦愈强。中国前途之关键，悉操于中国之手。中国继续抗战二十八个月，或至五年，则将来交涉时，中国之地位当愈见有利。”
在此期间，胡适还用大量准确的情报提醒美国人，日本早就对近在咫尺的美国远东利益如菲律宾、关岛等地构成威胁。这些情报不断得到证实，使得美国总统罗斯福对他产生更大的好感，经常接见胡适，商讨中美合作的事宜和前景。
日本政坛上也不全是狂妄之徒，有些理性的人还是有的。针对胡适在美国的宣传攻势和巨大成功，日本外务省特地派出了他们的“王牌大使”——野村吉三郎、来栖三郎，还有文学家鹤见佑辅、经济学家石井菊次郎、雄辩家松冈洋石，来跟胡适进行全面对抗。
他们的目标很明确，做软的和硬的两手准备，先软后硬。软的就是利用美国的中立法，通过谈判，签订类似于和平协议之类的东西。如果软的不行，就来硬的，逼迫美国就范。
日本的这两个“王牌大使”都是军人出身，野村吉三郎甚至还在上海被抗日志士炸瞎了一只眼睛，这两只“三郎”很狡猾，也很阴险，他们利用很多美国人害怕卷入战争的心态，到处欺骗美说，日本绝不会侵害美国在远东的利益。但实际上，在他们来美之际，日本的庞大混合舰队已经秘密集结，准备一旦谈判失败，就对美国发起突然袭击！
美国妥协势力在日本人的欺骗下，终于占了上风。1941年9月24日，美国国务卿赫尔约见胡适，面带愧意地给胡适看了一份协议草案，这是美国和日本准备签订的妥协性协定。
胡适看后，顿时感到中国被无情地出卖了，一向温婉谦和的胡适竟然像一头雄狮那样勃然大怒！事后，赫尔在笔记中记录道：“这个小个子的中国人，愤怒得浑身颤抖，如果不是他那深厚的文学家的素养最后拦住他一把，我恐怕早已挨上他两记响亮的耳光了。”
胡适没有气馁，决定进行“最后十分钟的战斗”，直接约见罗斯福，痛陈日本人的阴险毒辣。罗斯福总统虽然从内心是希望站在反法西斯一方的，但是无奈美国国内的妥协势力太大，他也无能为力。
美国毕竟是民主国家，即便是总统制，总统也不能过分行使自己的权力。
胡适早就料到了这一点，又积极联络英国大使，直接与英国首相丘吉尔沟通。
丘吉尔作为英国战时首相，比美国人更清醒地知道日本对英国在远东太平洋的威胁有多大。关键时刻，丘吉尔亲自与罗斯福沟通，提醒他说，一旦中国垮掉，日本完全可能立即投入上百个师团，迅速拿下英美在远东太平洋的所有殖民地。
有了丘吉尔的支持，罗斯福也有了更大的底气，最终否决了与日本的那份妥协协定，
否决了与日本的那份妥协协定后，罗斯福很快约见胡适，说美国将更多地支援中国。同时，罗斯福在这次会见中，强烈地预感到：“日本极有可能就在这之后几天，在某个地方对美国发起进攻。”
不过，此时罗斯福没有想到会是珍珠港，觉得可能是菲律宾或者关岛。
日本东条内阁成立，派野村、来栖赴美国，以继续日美谈判遮人耳目，实则掩盖其对美作战的准备。这期间，胡适多次拜访罗斯福，坦诚地与之交流远东局势发展的信息。
12月7日，也就是珍珠港事件将要发生的当日，胡适正在纽约演说，罗斯福打来电话，约他在白宫相见。来到白宫，罗斯福开门见山地说：“胡适，那两个家伙（指野村、来栖）方才离开这里，我把不能妥协的话坚定地告诉他们了，你可即刻电告蒋委员长，太平洋上随时有发生战事的可能。”
罗斯福的预感很灵验。目空一切的日本军国主义者，见软的不行，就在这一天，日本出动6艘航母、14艘军舰、441架飞机，对美国珍珠港发动了突然袭击。给美国海军沉重打击，造成了空前的损失。但是，他们的胜利只是暂时，因为他们此举，唤醒了大洋彼岸的雄狮，也敲响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丧钟。
离开白宫，胡适刚到使馆，便又接到罗斯福的电话：“胡适，方才接到报告，日本海空军已在猛烈袭击珍珠港。”
次日，日本对英、美宣战，太平洋战争爆发。
美国著名的反战派人士查理毕尔说，美日之间的战争不是不可以避免的，但是，罗斯福为了维护资本家在亚洲的利益，不幸上了那位颇为干练的中国大使胡适的圈套。
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是胡适之功，这肯定是谈不上的，但胡适在其中的作用，是不能忽视的。
是胡适让美国人民了解中国抗战而予以广泛的同情，逐步打破了美国部分孤立主义势力试图置身战外的企图。同样也是胡适参与促成的桐油借款打开了美国援华之门。又是胡适在促成美国修改中立法方面起了重要作用。还是胡适在阻止日美妥协的重大问题上立了大功。
这些，可以说是尽人皆知的。但是，在担任驻美大使期间，胡适还做了一件很少被人知的事。
1938年10月，日军进攻武汉、广州，中国政府面临的形势极为严峻。高层内部有主张直接与日本媾和的。蒋介石则希望美国总统罗斯福出面调停中日战事。受美国国内形势的限制，罗斯福认为调解的时机未到，婉言拒绝了。
1939年9月，欧洲大战爆发，整个国际形势都极为紧张，用胡适的话说罗斯福“也不免手忙脚乱”。
9月8日，罗斯福约见胡适，提出远东战事调停的可能条件，其中包括东三省由中日“共用共管”一项。罗斯福希望援引此前不久英美共用共管Canton岛和Enderbury岛的先例，由中日两国“共用共管”中国的东三省。
胡适听了极为着急，离开后马上去查这两个岛的情况，他发现，Canton岛九英里长，最宽的地方50码，岛上居民40人；Enderbury岛三英里长，岛上居民4人。Canton岛和Enderbury岛是太平洋中的两个小岛。不论面积，还是人口，这两个岛屿显然都没法和中国的东三省相提并论。胡适当然对罗斯福的提议极为震惊。
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前，胡适认为和谈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案。但在1937年9月以后，他转而主张“苦撑待变”、“和比战难”。胡适认为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，如果和谈的话，敌人的要价必然很高。日本所要求的，只是中国投降和屈服，中国无法做到委曲求全。所以，当时的胡适极力反对和谈。
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认识，胡适听了罗斯福的提议后当然非常着急。更糟的是，如前所述，在抗战初期，中国政府高层一直希望罗斯福出面调停中日战事。就在1939年9月28日，《纽约时报》上还登出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和美国合众社记者的长篇谈话，王氏公开主张美国出面调停中日战争。
在此内外夹击的情况下，胡适的做法颇能显示他的见识和魄力。
对于美国方面，胡适先是采取回避的方法。1939年9月8日以后的四十天里，胡适不去拜见罗斯福总统，只是托好友Hornbeck特别留意白宫的主张。胡适甚至也不去见财政部长Morgenthau，把借款的事情也拖延了两个星期。一个月里，胡适费尽苦心，起草了一个说帖（Mediation）交给美国外交部。表明中国能够苦战下去，并且列出中日和谈的八点困难。胡适在说帖中特别指出，东三省“共用共管”的主张是无法实行的，因为中日双方实力悬殊、仇恨太深；慕尼黑和谈的前例表明，仅仅要求弱者作出领土牺牲并不足以维持和平。
胡适起草的该说帖实际上是很委婉地否定了罗斯福的调停主张。
对于中国政府，胡适则采取了欺瞒的做法。可以肯定，罗斯福的调停主张，胡适一直没有向外交部和最高当局汇报。中国政府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有这回事。否则，最高当局是会积极进行这件事的。如此一来，中国的抗战图景可能是另外一副模样了。
胡适这种做法，可谓是“独断独行”、“一手遮天”。他个人所负的责任可以说是天大的责任。换一个听话的官僚或者职业的外交官，是否有此见识、有此魄力，能够如此敢于承担责任呢？恐怕很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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