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569章 二进北大
胡适被迫辞去中国公学校长一职后，曾北上一游，北大代理校长陈大齐及教授周作人等均表示特别欢迎他回北大归队。胡适遂觅屋预作安排，也是为回北大作准备。
胡适二进北大时，正值胡适的好友蒋梦麟任代理校长，并于年底任校长。他们所面对的是已被军阀政府蹂躏得满目疮痍、生机尽失的北大。于是胡适全力辅佐蒋梦麟校长，开始了重振北大的艰难跋涉。
蒋梦麟谈及上任的情况时说：“‘九•一八’事变后，北平正在多事之秋，我的参谋就是适之和孟真两位，事无大小，都就商于两位。他们两位代北大请了好多位国内著名教授。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，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太大了。”
胡适为北大所办的第一件事是筹措经费。北大办学经费因国库支绌，“虽有预算，不能照发。学校进展，遂多障碍”。到1931年前，北大各项设备之价值远逊于国内各大学，以当时对国立各大学设备价值的统计而言：武大910，070元，清华大学511，096元，中央大学436，346元，中山大学186，084元，北大30，917元。
面对如此窘局，蒋梦麟接命后不愿上任，傅斯年遂约胡适到中基会争取经费资助。
1931年1月，胡适到上海出席中基金第五次常委会。在蔡元培等人的支持下，会议根据胡适拟定的计划，决定：“每年双方各出国币二十万元，为大学设立研究讲座，及扩充图书仪器，给发助学金与奖学金之用。以五年为期”。
胡适所提办法先前曾交蒋梦麟看，他大为感动，答应前来北大主持重整工作。
此计划到后来有所调整，从“民国二十三年（1934年）改为本校二十万元，中华教育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十万元”。据统计，
此项合作计划从1931年开始执行，实际执行到1937年，较原议延长二年。在此期间，双方共提出合作款项195万元。
依靠这笔资金，北大新图书馆、地质楼、学生宿舍楼、实验室等纷纷建成，图书、仪器设备等各种教学科研设施得以大大改善。从此北大走上了一条振兴之路。
胡适为学校办的第二件大事是请人。蒋梦麟上任后，将原文、法、理三科改为三院，任命胡适为文学院院长。
蒋梦麟对三个院院长说：“辞退旧人，我去做；选聘新人，你们去做。”
胡适利用自己的声望和关系，写信劝说朋友，四处网罗人才。经他手所请的知名学者即有孟森、钱穆、马叙伦、汤用彤、魏建功、俞平伯、梁实秋、闻一多、温源宁、叶公超等人。除了文学院之外，理学院的一些教授也由他引荐或力邀，如丁文江、饶毓泰、吴大猷等。
有些学者或因个人困难，无法到校任教，胡适不得不多次去信说服。有些或因校内原因，暂无法聘请，他不得不寻机出面交涉。有些知名学人不宜教课，胡适又建议设“研究教授”。
通过多方努力，北大很快罗致了一批学有专长，成绩卓著的的名流学者。教师队伍的充实，为重振北大提供了师资基础。
胡适这时在校内担任了许多职务。除了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之外，还有文科研究所主任，出版、学生事务、图书馆、财务诸委员会委员，《北大学生月刊》编委会顾问，一度还任教育系主任。至于校内的一些临时兼职和学术团体任职，更是难以胜数，几乎校内的主要事宜，他都是主要决策人之一。
不仅如此，在北平教育界，他也是一个主要发言人。
鉴于胡适的声望，1932年4月，国民政府曾有意让蒋梦麟出长教育部，而由胡适任北大校长，被胡适坚辞；他写信希望蒋梦麟亦留在北大。
汪精卫1933年3月3日，曾来信要求胡适出任教育部部长，亦被他回绝。
谈及30年代北大与北平教育界的工作情形时，陶希圣曾有一段回忆：“北京大学居北平国立八校之首。蒋梦麟校长之镇定与胡适院长之智慧，二者相并，使北大发挥其领导作用……北大六年的安定，乃至国立八校六年的延续，没有梦麟与适之的存在与活动，是想象不到的。”
在繁忙的校务工作之中，胡适还担任教学工作。
1931年2月10日他讲“中国中古思想史”课，这是他1925年9月离开北大以后第一次重返北大讲台。
他日记中说：“在二院大礼堂，听讲者约三百人，有许多人站了约两点钟。”
这时期胡适开设的课程有：中国哲学史、中国近世思想史问题研究、中国文学史概要、中国文学史（四）（此课前部分由傅斯年、罗庸开）、中国文学史专题研究（此课与傅斯年、罗庸合开）、中国教育问题（与蒋梦麟合开）、传记专题实习。
此外，胡适还举办了一些讲座，影响较大的有在国文系所讲“中国文学过去与来路”（1931年12月30日）、“陈独秀与文学革命”（1932年10月30日）等。这时期，他还将自己的讲稿《中国文学史选例》卷一和《中国中古思想史纲要》（十二讲）加以整理，交北大出版社出版。
直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，这六年时间被称为北大的“中兴”时期，胡适实在是功不可没。
自从胡适移居北平之后，在他的周围又渐渐聚集了一批在北平的英美留学生。他们常常在胡适家或者欧美同学会里聚会，讨论国家和世界的形势。
据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蒋廷黻回忆，有一次在清华俱乐部举行的晚餐上，大家讨论到知识分子在国难时期所能尽的责任问题。蒋廷黻提议办一个周刊，讨论并提出中国所面临的问题。主编过《时代评论》的陶孟和第一个就给他浇了冷水。胡适对此也不是很热心，不仅《努力周报》论政的失败，还仍然在他内心留有抹之不去的阴影，而且《新月》月刊也因国民党当局的打压，常搞得他难于应付。胡适的意见举足轻重，因为“当时在座的人一致都认为不办刊物则已，倘若要办，则编务方面非胡适莫属”。
不过执著的蒋廷黻并不死心，不久又再次提出同样的主张，结果这次终于得到丁文江等人的支持。根据丁文江的提议，他们还是按照《努力周报》时期的办法，先在聚餐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一个独立社，社员每人捐出每月固定收入的5％，预备先积三个月的存款，最少达到800元，然后出版。为了财务上的方便，丁文江还邀请了浙江兴业银行北平分行的经理竹垚生，加入独立社。胡适虽然此时仍不热心，但在朋友们热心的激励下，也就承担起了筹备的主要工作。
1932年5月，胡适出面，邀集丁文江、蒋廷黻、傅斯年、翁文灏等几个朋友，正式发起成立“独立评论”社，创办了一个专门谈政治的周刊《独立评论》。
《独立评论》这个中国现代政论杂志，1932年5月22日创刊于北平，周刊，胡适任主编。该刊头两年的经费由独立评论社社员自行集资，奉行独立精神，发刊词称：不倚傍任何党派，不迷信任何所见，用负责的言论发表各人思考的结果。
独立评论》的发起人和骨干有胡适、傅斯年、翁文灏、蒋廷黻、丁文江、吴景超等学者、名流，大多留学欧美，有较深厚的学术专长，受过西方民主的熏陶。
该刊前四年共登载文章一千多篇，社员承担了主要的撰稿人物，像丁文江在两年的时间内发表了35篇之多，蒋廷黻在两年半之中发表了近40篇。
他们关心国家时事，主要以刊登时事评论的文章为主。同时也刊载一些杂文、书评和游记。并且所设的“问题讨论”一栏，经常讨论政治、文化、教育、妇女等问题，其中对于高等教育现状与改革的争论、对日政策的探讨、中西文化的讨论在当时反响很大，是三十年代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。
第1期刊登胡适所作的《引言》言道：“我们八九个朋友在这几个月之中，常常聚会讨论国家和社会的问题，有时候辨论很激烈，有时候议论居然颇一致。我们都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张，只期望各人都根据自己的知识，用公平的态度，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。所以尽管有激烈的辩争，我们总觉得这种讨论是有益的。
“我们现在发起这个刊物，想把我们几个人的意见随时公布出来，做一种引子，引起社会上的注重和讨论。我们对读者的期望，和我们对自己的期望一样：也不希望得着一致的同情，只希望得着一些公心的，根据事实的批评和讨论。
“我们叫这刊物做‘独立评论’，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。不倚傍任何党派，不迷信任何成见，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：这是独立的精神。
“我们几个人的知识见解是很有限的，我们的判断主张是难免错误的。我们很诚恳的请求社会的批评，并且欢迎各方面的投稿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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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适二进北大时，正值胡适的好友蒋梦麟任代理校长，并于年底任校长。他们所面对的是已被军阀政府蹂躏得满目疮痍、生机尽失的北大。于是胡适全力辅佐蒋梦麟校长，开始了重振北大的艰难跋涉。
蒋梦麟谈及上任的情况时说：“‘九•一八’事变后，北平正在多事之秋，我的参谋就是适之和孟真两位，事无大小，都就商于两位。他们两位代北大请了好多位国内著名教授。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，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太大了。”
胡适为北大所办的第一件事是筹措经费。北大办学经费因国库支绌，“虽有预算，不能照发。学校进展，遂多障碍”。到1931年前，北大各项设备之价值远逊于国内各大学，以当时对国立各大学设备价值的统计而言：武大910，070元，清华大学511，096元，中央大学436，346元，中山大学186，084元，北大30，917元。
面对如此窘局，蒋梦麟接命后不愿上任，傅斯年遂约胡适到中基会争取经费资助。
1931年1月，胡适到上海出席中基金第五次常委会。在蔡元培等人的支持下，会议根据胡适拟定的计划，决定：“每年双方各出国币二十万元，为大学设立研究讲座，及扩充图书仪器，给发助学金与奖学金之用。以五年为期”。
胡适所提办法先前曾交蒋梦麟看，他大为感动，答应前来北大主持重整工作。
此计划到后来有所调整，从“民国二十三年（1934年）改为本校二十万元，中华教育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十万元”。据统计，
此项合作计划从1931年开始执行，实际执行到1937年，较原议延长二年。在此期间，双方共提出合作款项195万元。
依靠这笔资金，北大新图书馆、地质楼、学生宿舍楼、实验室等纷纷建成，图书、仪器设备等各种教学科研设施得以大大改善。从此北大走上了一条振兴之路。
胡适为学校办的第二件大事是请人。蒋梦麟上任后，将原文、法、理三科改为三院，任命胡适为文学院院长。
蒋梦麟对三个院院长说：“辞退旧人，我去做；选聘新人，你们去做。”
胡适利用自己的声望和关系，写信劝说朋友，四处网罗人才。经他手所请的知名学者即有孟森、钱穆、马叙伦、汤用彤、魏建功、俞平伯、梁实秋、闻一多、温源宁、叶公超等人。除了文学院之外，理学院的一些教授也由他引荐或力邀，如丁文江、饶毓泰、吴大猷等。
有些学者或因个人困难，无法到校任教，胡适不得不多次去信说服。有些或因校内原因，暂无法聘请，他不得不寻机出面交涉。有些知名学人不宜教课，胡适又建议设“研究教授”。
通过多方努力，北大很快罗致了一批学有专长，成绩卓著的的名流学者。教师队伍的充实，为重振北大提供了师资基础。
胡适这时在校内担任了许多职务。除了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之外，还有文科研究所主任，出版、学生事务、图书馆、财务诸委员会委员，《北大学生月刊》编委会顾问，一度还任教育系主任。至于校内的一些临时兼职和学术团体任职，更是难以胜数，几乎校内的主要事宜，他都是主要决策人之一。
不仅如此，在北平教育界，他也是一个主要发言人。
鉴于胡适的声望，1932年4月，国民政府曾有意让蒋梦麟出长教育部，而由胡适任北大校长，被胡适坚辞；他写信希望蒋梦麟亦留在北大。
汪精卫1933年3月3日，曾来信要求胡适出任教育部部长，亦被他回绝。
谈及30年代北大与北平教育界的工作情形时，陶希圣曾有一段回忆：“北京大学居北平国立八校之首。蒋梦麟校长之镇定与胡适院长之智慧，二者相并，使北大发挥其领导作用……北大六年的安定，乃至国立八校六年的延续，没有梦麟与适之的存在与活动，是想象不到的。”
在繁忙的校务工作之中，胡适还担任教学工作。
1931年2月10日他讲“中国中古思想史”课，这是他1925年9月离开北大以后第一次重返北大讲台。
他日记中说：“在二院大礼堂，听讲者约三百人，有许多人站了约两点钟。”
这时期胡适开设的课程有：中国哲学史、中国近世思想史问题研究、中国文学史概要、中国文学史（四）（此课前部分由傅斯年、罗庸开）、中国文学史专题研究（此课与傅斯年、罗庸合开）、中国教育问题（与蒋梦麟合开）、传记专题实习。
此外，胡适还举办了一些讲座，影响较大的有在国文系所讲“中国文学过去与来路”（1931年12月30日）、“陈独秀与文学革命”（1932年10月30日）等。这时期，他还将自己的讲稿《中国文学史选例》卷一和《中国中古思想史纲要》（十二讲）加以整理，交北大出版社出版。
直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，这六年时间被称为北大的“中兴”时期，胡适实在是功不可没。
自从胡适移居北平之后，在他的周围又渐渐聚集了一批在北平的英美留学生。他们常常在胡适家或者欧美同学会里聚会，讨论国家和世界的形势。
据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蒋廷黻回忆，有一次在清华俱乐部举行的晚餐上，大家讨论到知识分子在国难时期所能尽的责任问题。蒋廷黻提议办一个周刊，讨论并提出中国所面临的问题。主编过《时代评论》的陶孟和第一个就给他浇了冷水。胡适对此也不是很热心，不仅《努力周报》论政的失败，还仍然在他内心留有抹之不去的阴影，而且《新月》月刊也因国民党当局的打压，常搞得他难于应付。胡适的意见举足轻重，因为“当时在座的人一致都认为不办刊物则已，倘若要办，则编务方面非胡适莫属”。
不过执著的蒋廷黻并不死心，不久又再次提出同样的主张，结果这次终于得到丁文江等人的支持。根据丁文江的提议，他们还是按照《努力周报》时期的办法，先在聚餐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一个独立社，社员每人捐出每月固定收入的5％，预备先积三个月的存款，最少达到800元，然后出版。为了财务上的方便，丁文江还邀请了浙江兴业银行北平分行的经理竹垚生，加入独立社。胡适虽然此时仍不热心，但在朋友们热心的激励下，也就承担起了筹备的主要工作。
1932年5月，胡适出面，邀集丁文江、蒋廷黻、傅斯年、翁文灏等几个朋友，正式发起成立“独立评论”社，创办了一个专门谈政治的周刊《独立评论》。
《独立评论》这个中国现代政论杂志，1932年5月22日创刊于北平，周刊，胡适任主编。该刊头两年的经费由独立评论社社员自行集资，奉行独立精神，发刊词称：不倚傍任何党派，不迷信任何所见，用负责的言论发表各人思考的结果。
独立评论》的发起人和骨干有胡适、傅斯年、翁文灏、蒋廷黻、丁文江、吴景超等学者、名流，大多留学欧美，有较深厚的学术专长，受过西方民主的熏陶。
该刊前四年共登载文章一千多篇，社员承担了主要的撰稿人物，像丁文江在两年的时间内发表了35篇之多，蒋廷黻在两年半之中发表了近40篇。
他们关心国家时事，主要以刊登时事评论的文章为主。同时也刊载一些杂文、书评和游记。并且所设的“问题讨论”一栏，经常讨论政治、文化、教育、妇女等问题，其中对于高等教育现状与改革的争论、对日政策的探讨、中西文化的讨论在当时反响很大，是三十年代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。
第1期刊登胡适所作的《引言》言道：“我们八九个朋友在这几个月之中，常常聚会讨论国家和社会的问题，有时候辨论很激烈，有时候议论居然颇一致。我们都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张，只期望各人都根据自己的知识，用公平的态度，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。所以尽管有激烈的辩争，我们总觉得这种讨论是有益的。
“我们现在发起这个刊物，想把我们几个人的意见随时公布出来，做一种引子，引起社会上的注重和讨论。我们对读者的期望，和我们对自己的期望一样：也不希望得着一致的同情，只希望得着一些公心的，根据事实的批评和讨论。
“我们叫这刊物做‘独立评论’，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。不倚傍任何党派，不迷信任何成见，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：这是独立的精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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