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59章 北京大学的”蔡元培时代” 落幕_民国风云人物演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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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459章 北京大学的”蔡元培时代” 落幕

  1922年12月,是北大建校二十四周年,17日,学校举行纪念大会,蔡元培在会上发表了讲话。

  他在讲话中,分三个阶段对北大走过来这24年,进行了回顾与总结。

  第一阶段是自开办到民国元年,指出在这十余年间,学校历经波折,其体制主要是模仿日本。开办之初,北京环境多为顽固派所包围,办学的人“不敢过违社会上的倾向”,办学方针实行“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”。

  “教者也好,学者也好,大都偏重于旧学,西学方面不易请到好的教习,学的人也不是很热心,学西学很有些装璜门面的样子。”

  在蔡元培看来,这一时期,中学方面参用书院的旧法,录取有根底的学生,在教习的指导下,专研一门,倒是很有些研究院的性质。

  第二阶段是民国元年到民国六年,“校长和学长率多为西洋留学生,加之国体初更,百事务新,大有完全弃旧之概。教员、学生在自修室、休息室等地方,私人谈话也以口说西话为漂亮”,中学退到了装饰品的地位。

  但是,对这一时期,蔡元培称当时的提倡西学,也还是“贩卖”的状况。

  第三阶段自民国六年到他讲话的当时,校内提倡研究学理的风气,力求以专门学者为学校的主体,在课程方面也是努力谋求贯通中西。即如西洋发明的科学,固然要用西洋的方法来实验,就是中国固有的学问,也要用科学的方法加以整理。

  他的讲话,以中、西学术文化在北大的消长和融合为主线,对北大各个时期的历史和特点,进行了形象的概述,也客观陈述了他自己主政北大六年来的变化。

  这么多年过去了,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总结,总体来说,还是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的。或许,这才真正称得上是深刻洞察和远见卓识。

  从这个讲话中,也能看出当时的蔡元培对北大前景,还是有所期待的。所谓,通过历史回顾,让大家看到成绩,看到进步,鼓励大家在困难的时候看到光明,建立起克服困难的决心。

  但是,事过不久,蔡元培的思想便发生了变化。

  在蔡元培发表这个讲话前的一个月,发生了前面详细介绍过的“罗文干案”。

  大家都知道罗文干,是所谓“好人政.府”王宠惠内阁的财政总长。但是,他还有个身份,是北大的兼职教员。

  前面提到,因为直系所谓的“法统重光”,曾经在留学回国之初,发誓20年不谈政治的胡适,写了《我们的政治主张》一文。后来在蔡元培等人的赞同和支持下,此文以宣言形式,由一些名流联名发表,这签名的,就有罗文干。

  此案虽然一开始,就是众议院的一些别有用心之人的阴谋,但由于案情涉及的问题很敏感,容易给人造成误解、更容易让人产生联想。尽管在案子中,总统黎元洪有被人利用而滥用权力的问题,但内阁也是有毛病的,包括罗文干本人,也不是没有错处。

  在案子的第一阶段,罗文干虽然受到了非法对待,但毕竟没有什么人身伤害,很快也为罗文干洗清了污点。做为罗文干的朋友,深知其为人和品行的蔡元培,无论如何,这结果还是可以接受的。

  但接下来的事情就让他无法忍受了。

  事情本来已经搞清,因为实权派曹锟要借题发挥,竟颠倒黑白,闭着眼睛罗织罪名。当时,候任教育总长的彭允彝竟献计对“罗文干案”复议,致使罗文干又一次含冤入狱。

  面对彭氏如此的的蹂躏人权,献媚军阀的行径,蔡元培与汤尔和、邵飘萍、蒋梦麟等人商量后,决定采取行动。

  他遂于1923年1月17日,愤然提出辞职。

  他在辞呈中写道:“数月以来,报章所记,耳目所及,举凡政治界所有最卑污之罪恶,最无耻之行为,无不呈现于国中……元培目击时艰,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,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,尤不忍于此种教育当局之下,支持教育残局,以招国人与天良之谴责。惟有奉身而退,以谢教育界及国人。”

  从这封辞职书中,不难看出,蔡元培已经愤怒到了极点。

  有人说,“这可能是近代中国最直率,最能体现知识分子气节的辞职书”。

  两天以后,他在多报刊出不再到校视事的启事,随即离开北京。紧接着,就发表了那篇著名的《不合作宣言》。

  此宣言刊发在1月25日的《申报》上,其中说到:“止见他们一天一天的堕落:议员的投票,看津贴有无;阁员的位置,禀军阀意旨;法律是舞文的工具;选举是金钱的决赛;不计是非,止计利害;不要人格,止要权利。这种恶浊的空气,一天一天的浓厚起来,我实在不能再受了……国务员匆匆的提出再议的请求,又立刻再剥夺未曾证明有罪的人的自由,重行逮捕。而提出者又并非司法当局,而为我的职务上天天有关系的教育当局,我不管他们打官话打得怎么圆滑,我总觉得提出者的人格,是我不能再与为伍的。”

  一位哲人说过:“没有正义的地方没有自由,没有自由的地方也就没有正义。”

  蔡元培两次最著名的辞职,诞生了两篇杰出的宣言:《不合作宣言》和《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》。

  他1919年6月15日发布的《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》中说:“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:思想自由,是世界大学的通例。德意志帝政时代,是世界著名专制的国家,他的大学何等自由,美、法等国,更不必说了。北京大学,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,是很不自由的。我进去了,想稍稍开点风气,请了几个比较的有点新思想的人,提倡点新的学理,发布点新的印刷品,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,用我的理想来批评,还算是半新的。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喜的,我还觉得好笑。那知道旧的一方面,看了这点半新的,就算‘洪水猛兽’一样了。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辩论,鬼鬼祟祟,想借着强权来干涉。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,国务院来干涉了,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,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?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?”

  有人评论说:“透过蔡元培的辞职和宣言,我们清晰地看到,蔡元培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真正具有思想精神大格局的人。有了这种精神大格局,相比之下,中国最顶尖的北京大学校长的位置也显得那么小,而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则是那么大。只有具有思想精神大格局的人,才是大思想家、大教育家、大实践家,才是具有宽阔视野、博大胸怀和博大人格的大写的人;只有这样的人,才有深刻的使命感、危重的责任感,才有人格大魅力,才有人间大眼界,才有人生大愤怒,才有人世大救续。

  “人生之大愤怒,是与‘小愤怒’有巨大区别的,它不是为自己的愤怒而‘愤怒’,它也并不需要声嘶力竭,而是一种清醒的思考、一种透彻的说理、一种沉郁的情感,更重要的是,它是一种身体力行、无所畏惧、义无返顾的自身行动。而对于那些没有精神大格局、稀缺人生大愤怒的人来说,是不会有这种大救续的行动的,而是安稳、安舒、安耽地靠坐在金贵的宝椅上安享着安乐的。

  “没有个人的自由,就没有公众的自由;没有个人的利益,就没有公共的利益;没有个人的权利,就没有大众的权利;没有个人的公正,就没有社会的公正;没有个人的平安,就没有国家的平安。为一个人争公民权利而辞去北大校长之职,正是蔡元培的伟大之举,是他伟大人格的体现。这就是用人格创造人格、用人格创造公正、用人格创造权利、用人格创造自由。”

  蔡元培的这次辞职社会反响很大,舆论强烈,彭允彝也因此下台。总统黎元洪出面挽留蔡元培,他辞职不成,但不再到校,由蒋梦麟代理。有意思的是,北洋政府始终没有免他的职。

  在蔡元培看来,一个政府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,有德能的人就应离他而去,这既是不合作。持不合作立场的人多了,政.府自然也就只能走向垮台。

  他曾在很多场合宣扬这个道理,此刻,正躬身实践其“不合作主义”了。这是一个正直的人在愤世嫉俗时所做的选择。不论外界舆论如何评判此举,北方的胡适撰文称许也罢,南方的陈独秀指责消极也罢,这一次蔡元培看来是下定了决心,高蹈远引了。

  北大师生的的“驱彭(允彝)挽蔡,北京政.府的被迫挽留,只不过使他又保留了几年的校长名义,而北京大学的”蔡元培时代”,至此则是无可挽回的结束了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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