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27章 领衔新的教育部_民国风云人物演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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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427章 领衔新的教育部

  完成迎袁专使的使命后,蔡元培回到南京,回到了他热爱的教育事业的任上。

  南京政.府建立后,所有与新政.府有关的人纷纷跑来,找关系托人情,想谋个一官半职。蔡元培北上迎袁期间,教育部的次长景耀月代理部务。景耀月是同盟会员,平日里热衷党务,对教育很少过问。

  此人有封建的打江山坐江山的思想。所谓有权不用过期作废,趁总长不在,他私自开列了七十多个人的名单,分别冠以司长、科长、秘书的职务,报请总统府颁发委任状。名单上的人多和他有私交,但是跟教育行当没什么关系。

  蔡元培回来后,马上发现了这一情况。他耐心地同景耀月讲,这样做的话,真正的教育专家就被排斥在教育部外了。而且如果下一任部长对这些人事不满意,一概革除,反而让这些人难堪。蔡元培入情入理地做了一番工作之后,总统府又将这批委任申请退还了教育部。

  1912年3月底,唐绍仪内阁成立,蔡元培留任教育总长。

  民国定都北京后,1912年4月26日,蔡元培领衔的新的教育部接手原清廷的学部。蔡元培给部员们讲了一番话:“前清办学之种种靡费,其细情不外奢、纵二字……国家无论如何支绌,教育费万难减少。无已,惟有力行节俭,以为全国倡。”

  在人事安排上,蔡元培力邀非同盟会派系的共和党人、曾在清末担任学部参事的教育家范源濂做了教育部的次长。

  他两次登门,诚恳地对范源濂说:“现在是国家教育创制的开始,要撇开个人的偏见,党派的立场,给教育立一个统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计……教育是应当立在政潮外边的。我请出一位异党的次长,在国民党里边并不是没有反对的意见;但是我为了公忠体国,使教育部有全国代表性,是不管这种反对意见的。听说你们党里也有其他看法,劝告你不要自低身份,给异党、给老蔡撑腰;可是,这不是为国民党或我个人撑腰,乃是为国家撑腰。我之敢于向你提出这个请求,是相信您会看重国家的利益超过了党派的利益和个人的得失以上的。”

  范源濂为蔡元培的真诚和以民国教育为重的精神所动,不顾他所在的共和党的反对,接受了蔡元培的邀请。事实证明,他们的合作是成功的。后来,范源濂在蔡元培去职后任教育部长,力邀蔡元培担任北大的校长。

  新建的教育部有部员七十余人,差不多都是蔡元培、范源濂二人推荐。蔡推荐的多为欧美及日本的留学生,范提名者,大多富有教育管理经验。

  如蔡元培“自述”所说:民国“元年我在教育部时,请范君静生相助,我偏于理想,范君注重实际,以他所长,补我之短”。

  有了儒雅的蔡元培做首脑,民初的教育部内上下融洽,全无暮气。

  乃至于鲁迅后来曾说出“说起民元的事来……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,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”这样的话来。

  范源濂也这样忆及当年在教育部与蔡元培共事的情景,“在我们合作期间,部里的人都是知无不言,言无不尽,讨论很多,却没有久悬不决的事。一经决定,立刻执行。所以期间很短,办的事很多”。

  4月底,蔡元培在与部员谈话中提出:鉴于目前各校程度参差不齐和请末办学的“奢、纵”之弊,“拟将中学以上官、公、私立学校,严加归并,淘汰冗员,严定章程,以便早日开学。”表达了其整顿教育的决心。

  5月初,他通令将北京大学堂易名为北京大学校,提名启蒙思想家严复出任校长。

  接下来,他在参议院发表施政演说时明确表示:总长之职“既勉强担任,断不敢存五日京兆之心”,就教育方针、设施、行政权限、派遣留学生及少数民族教育等问题发表了意见。特别强调:“在普通教育,务顺应时势,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;在专门教育,务养成学问神圣之风气。”

  毫无疑问,这充分表达了蔡元培投身教育的理想和信念。

  1912年7月10日,当时的中华民国教育部,发起召开了有各地教育专家参加的,全国教育临时会议。

  蔡元培在大会的开幕词中言道:“今日之临时教育会议,即中华民国成立以后第一次之中央教育会议。此次会议,关系甚为重大,因有此次会议,而将来之正式中央教育会议,即以此次会议为托始。且中国政体既然更新,即社会上一般思想,亦随之改革;此次教育会议,即是全国教育改革的起点。此次议决事件,如果能件件实行,固为重要关系;即使间有不能实行者,然为本会已经议决之案,将来亦必有影响。诸君有远来者,即或在近处者,亦是拨冗而来,均以此次会议系重大之故。

  “民国教育与君主时代之教育,其不同之点何在?君主时代之教育方针,不从受教育者本体上着想,用一个人主义或用一部分人主义,利用一种方法,驱使受教育者迁就他之主义。民国教育方针,应从受教育者本体上着想,有如何能力,方能尽如何责任;受如何教育,始能具如何能力。从前瑞士教育家(沛斯泰洛齐)有言:昔之教育,使儿童受教于成人;今之教育,乃使成人受教于儿童。何谓成人受教于儿童?谓成人不敢自存成见,立于儿童之地位而体验之,以定教育之方法。民国之教育亦然。

  “君主时代之教育,不外利己主义。君主或少数人结合之政.府,以其利己主义为目的物,乃揣摩国民之利己心,以一种方法投合之,引以迁就于君主或政.府之主义。如前清时代承科举余习,奖励出身,为驱诱学生之计;而其目的,在使受教育者皆富于服从心、保守心,易受政府驾驭。现在此种主义,已不合用,须立于国民之地位,而体验其在世界、在社会有何等责任,应受何种教育。……”

  一句“全国教育改革的起点”,可谓让全体参会人员激情洋溢、热血沸腾。

  在这次会议上,蔡元培将事先起草的四十余项提案逐一交由会议讨论,这些议案,凝聚着蔡元培和教育部同事的心血,设计了和规定了新教育的体制和细则,从而构建了后来实行十年之久的“壬子癸丑学制”的基本内容

  与会者们进行认真的讨论和修改,从而形成了中华民国新的教育宗旨:“注重道德教育,以实利教育、军国民教育辅之,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。”这基本就是蔡元培“五育主义”的翻版。

  会议的最重要成果是《学校系统令》,因是农历壬子年颁布实行,史称《壬子学制》。

  《壬子学制》规定:初等小学校学制4年,为义务教育,毕业后可入高等小学校或实业学校。高等小学校学制3年,毕业后可入中学校或师范学校、或实业学校。初小、高小均设补习班,学制2年。中学学制4年,毕业后可入大学或专门学校,或高等师范学校。师范学校本科4年,预科1年。高等师范学校本科3年,预科1年。实业学校分甲乙两类,各3年。专门学校本科3—4年,预科1年。大学本科3—4年,预科3年。

  1913年是农历癸丑年,这年8月,教育部将《壬子学制》颁布一年来新颁布的法令、规程与《壬子学制》综合在一起,形成一个新的学制体系,称为《壬子癸丑学制》,颁布到全国各地教育机构施行。

  《壬子癸丑学制》在纵向方面,明确地规定了学校教育的几个阶段,即分为三段四级。

  初等教育阶段,以儿童身心发育、培养国民道德为基础,以生活所必需的知识技能的教授为宗旨,又分为两级:初等小学学制4年,为义务教育,儿童6岁入学,男女同校;高等小学3年,男女分校。

  中等教育阶段一级,为中学校4年,以完成普通教育、塑造健全的国民为宗旨,并专门为女子设立女子中学校。

  高等教育一级,大学以“教授高深学术,养成硕学宏材、应国家需要”为宗旨。大学分文、理、法、商、医、工、农七科。大学本科3—4年,预科3年,预科附设于大学,不得独立设置。大学为研究学术设大学院,不定年限。

  《壬子癸丑学制》在横向方面,分为师范教育、实业教育两个系统。

  与高等小学校平行的有乙种实业学校、实业初习学校及初习科。与中学校平行的有甲种实业学校、师范学校及补习科。与大学平行的有法政、医学、药学、农业、工业、商业、商船、美术、音乐、外国语等专门学校以及高等师范学校。

  该学制为参照日本明治维新后新学制拟定,废除了教育上的两性差别和满清贵胄学堂。除高师外,允许开办私立学校。

  尊孔读经,千百年来成为一种神圣和至高无上的东西,与封建专制制度扭结在一起,成为中国迈入近代门槛的惰性因素。经受了欧美现代文明洗礼的蔡元培,认为“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背,虽然孔子和他的学说在学术上自有其价值,但后世将此演化成为儒教、孔教,定为一至尊,叫人顶礼膜拜,则极不合理。宗教信仰自由是人的三大自由之一,学校不是教堂,不能强行要求人信奉哪种宗教。

  在全国教育临时会议上,蔡元培提出的《学校不应拜孔子案》。虽然受限于当时的大环境,蔡元培提出的《学校不应拜孔子案》没有在会议上通过。但毕竟明文废止了在中小学一直实行的“尊孔读经”仪式,这不能不是这次会议的又一个成果。

  孔孟之道的“克己”,以所谓的“义”否定“利”的义利观,和宣扬禁欲主义的佛教,和奉行蒙西九戒基督教一样,归根结底是属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思想体系。三者在历史上,在推翻奴隶制度过程中,都曾经起到革命作用,但伴随着新时代的来临,从总体思想上毕竟成为过时的东西。新的时代讲求等价交换,注重实利讲求现实利益,也就是思想家们常说的,人们要从彼岸世界回到现实世界来,要从那些蒙蔽人们的关于未来世界的幻想中,回到现实世界。一个越是不能保障人们的利益的社会,就是越起劲的忽悠和教化人们忘掉自己、无视自己的利益。比如不合理的封建等级制度,比如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极左主义喊出的“狠斗私字一闪念”。

  毫无疑问,蔡元培对尊孔读经的抵制,是顺应历史潮流的。

  此次会议的多数提案形成教育政策,并且在教育实践中影响深远。一个共同的认识是:全国临时教育会议是民初教育改革的重大举措之一,为民初教育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.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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