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63章
“我愈是努力理清自我，自我愈是溃散。我尝试了迁移疗法，该是离开熟悉的地方与亲友的时候了。我猜纽约应该是不错的地方。我不知道到那里要做什么。后来我发现了一张公园的长椅，不算差——那时纽约没有很多游民，而我又是个外表和善的白人小孩。我很邋遢，但不肮脏，人们愿意关心我。”
罗杰斯会对施舍小钱的陌生人谈自己的故事，但刻意不谈可能会让他重返医院的情节。“我觉得要是回去了，就再也出不来了。我觉得他们会把我送回去。我已彻底绝望，但因怕痛而不敢自杀。”到了1973年，“我还记得有一次听到喧闹声，人们都在庆祝，我问怎么回事，他们说越战结束了。我说：‘哦，那太棒了。’但不知道那是什么战争，发生了什么事，但是我记得自己曾参加过反战游行。”然后天气愈来愈冷，罗杰斯没有外套。他睡在哈德逊河边的大码头。“我觉得我已经和别人太疏远了，要是接近别人，就会吓到他们。我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洗澡和换衣服，可能令人很恶心。那些教会的人走过来，我知道他们注意到我在游荡，说要带我到东橘市的基督教青年会。如果他们是说要送我到医院，我就会逃之夭夭，让他们找不到。但他们没这么做，他们一直看着我，等到我有了准备，才让我做些我可以做的事情。反正我没什么可失去的。”
罗杰斯的个人体验，后来成为他社会政策的基础。“孤立又失落的人通常渴望一点点人与人的沟通，”罗杰斯说：“向外扩展是有用的。你要有诚意，要吸引他注意，一直诱导他，直到他准备好要跟你走。”罗杰斯是忧郁症患者，但忧郁症是压在人格之上的病症，罗杰斯潜在的个性是十分坚毅的。“幽默感可能是最重要的东西”，他现在这么说，“在我最疯狂、最忧郁的岁月，我还是可以找到能开玩笑的事情。”罗杰斯搬到东橘市的基督教青年会住了几个月，也找到一份洗车的工作。后来他又搬到蒙特克莱尔镇的基督教青年会，在那里认识了现在的妻子。婚姻“可使人大大地稳定下来”。罗杰斯决定读大学。“我们两人的角色好像轮流变换。她经历了一阵子忧郁发作，我得照顾她，然后是两人角色颠倒过来。”罗杰斯开始在心理卫生的领域里担任义工——“那时候我只懂得这些事情”——当时他二十六岁。虽然他非常不喜欢州立医院，“身处困境的人们极渴望帮助，我觉得我们可以改革医院，给他们更好的环境。我努力了好几年，但发现体制不会改变。”
东南宾州的心理卫生协会是罗杰斯设立的非营利机构，该机构致力于提高人们对精神障碍的注意。罗杰斯使宾州成为全美心理卫生医疗最进步的一个州，他个人主张关闭州立精神病医院，提出建立顶级的社区心理卫生行动方案，这些方案目前得到每年约十四亿美元的经费。如果你精神不稳定，甚至濒临崩溃，宾州是最适合你的地方，事实上，许多邻州的人为了沾到这点好处而搬到宾州。游民向来是费城的大问题，现任的市长当选后，原先是想要重开已关闭的精神病院，并提供经费给仍在运作的精神病院。罗杰斯说服他关闭现存的机构，支持成立其他的医疗系统。
现有的治疗机构
宾州医疗体制目前的指导原则是，病人不应该监禁在举目皆疯狂的医院，而应该生活在更大的社区里，处于对他们有益的健康环境中。宾州的重病患者住在制度化的长期疗养机构中。这些机构都不大，大多只有五十多张病床，机构提供扎实的协助、严密的照顾，他们支持严格的个案管理，允许心理社工人员与病人建立一对一的关系，并且介入治疗。“我们需要积极的制度。在事业刚开始时，我负责照顾的病人威胁要对我申请人身强制令。我不把他的排斥当一回事，还是依我的方式做，如果有必要，我会撞开他家大门。”这些机构也提供社会心理康复，目的是以“正常”生活的影响力来协助他们。在此环境下，宾州约百分之八十的入院忧郁症病患得到改善。有可能危及他人或自己的病人，可得到全方位的医疗——最严重者可强迫入院与治疗——因为这时候此人处于极危险的状况。唯一会持续抗拒这种治疗的人是有毒瘾的精神障碍者，尤其是海洛因毒瘾者，这种病必须先经过戒治，再接受州立心理卫生机构的照料。
罗杰斯也建立了他所说的“即时服务中心”——街头服务所，通常是由从精神障碍中痊愈的人来进行服务。如此既让刚刚有能力面对特定环境的人有个就业的机会，也让心理状况不佳的人有地方可求助、逗留和得到有价值的建议。恐惧其他更积极的疗法的游民，只要来过这类地方，就会一再地上门。即时服务中心提供了介于心理孤立与交流之间的过渡区。现在宾州已建立像是警察国家的追踪系统，但这个系统的确可预防人们沦落至社会边缘的地步。他们的资料库内储存了州内所有医疗机构的处置，其中包括每一位进过急诊室的病人资料。“我输入自己的名字，”罗杰斯说：“跑出来的资料把我吓了一跳……”如果宾州有一个病人溜出医疗机构，社工人员会把他找出来，并持续定期调查他。除非你康复，否则逃不出这个体制的关注。
整个制度的问题是太脆弱。在最实际的层次上，它的财政并不稳定：笨重如巨象的大型精神病医院可理所当然地得到大笔经费，而一些体制外机构的经费，在总预算不足的时候常常遭到删减。就算是在比较开放、富裕的地区里，把精神障碍者安排到社区里，也需要有宽容心。鲍伯·威斯议员说：“大家都是主张取消强迫入院制度的开明人士，但如果哪天有个游民跑到他家门口，情形就不同了。”对某些精神障碍者来说，最大的问题是在社区里，自主性与融入性太高了。有些人无法在医院这类完全封闭的环境之外正常生活。这种人总是会被驱赶到他们无法承受的世界里，这对他们，以及对不期而遇、施出援手的人都没有好处。
这些问题都没有令罗杰斯感到气馁。他已经采用了“萝卜与大棒”的策略迫使医院关闭，逢迎位高权重的官员，并引用美国残障法案向官员提出集体诉讼案。罗杰斯模仿了西泽·查维斯的“农工联合工会”的运动模式，事实上，他企图让精神障碍者团结起来，让极为分散的弱势群体集体发声。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强制入院制度的全盛时期，费城附近的机构中收容了一万五千多名病患。罗杰斯关闭了其中两所，仅存的诺利斯医院收容了数百名病患。反对罗杰斯集体诉讼案的主要力量来自于医院的联合工会（大部分是为了生计）。病人一旦达到某种程度的康复，就转移至长期社区疗养机构，这促使医院关闭。罗杰斯说：“我们要让医院渐进地关闭和缩减。”如果大型医院已成为弊病重重、积重难返的地方，那么以社区为基础的制度就更是问题丛生的地方。制度中的审查和制衡很难维持。为数众多的官员与心理卫生人员所能掌控的范围很小，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范围内运作。监督者只是偶尔匆促地探访和视察，这种机构的运作方式如何能让监督者全盘掌握？在权力交接的时候，有没有可能使相关人员的警觉性维持在高水准？
什么才叫精神障碍和谁需要治疗等问题，绝大部分要看大众对心智健全的认知。只要有所谓的心智健全，就有所谓的心智失常，二者在类型与程度的区别上，都有条件与范围。追究到最后，这是一种要求自己大脑与要求别人大脑的政治学。这种政治学本身没什么对错，它在我们的自我实现中十分重要，也是社会秩序的基础。我们不该对其背后的共谋做出妥协，除非我们相信，对于复杂问题可在不同流合污的情形下，产生全体一致的意见，否则我们就要小心地根据决定我们所有人的共同经历，并结合个人的意见，来处理这些问题。问题并不在于忧郁症引起的政治，而是我们无法认知到忧郁症之中有政治。我们不可能避开这种政治。没钱的人比财力优势的人更无法避开政治，忧郁症的政治反映了生活的另一面。病症较轻微的人比较严重的人更能避开政治，事实可能就是如此。
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，以拥护自杀权而出名的托马斯·萨斯，将他们的论点推进到反对使用药物治疗，他宣称精神科医师开处方给病人是干涉私人生活，违反自然法则。发现人有患忧郁症的权利是件很有趣的事情，就好像发现人在头脑非常清楚的情形下可以拒绝服药一样。但是萨斯逾越了他的职责，对他的病人散播他的信念，告诉病人他们有绝对的权利拒绝服药。这是一种政治行为吗？萨斯的部分病人相信那是政治行为。我们对精神科医师“负责任的态度”的定义，也是一种政治。作为社会的一分子，我们反对萨斯的观点，在他的一位病人以极为残酷又痛苦的方式自杀后，他必须赔偿该病人的遗孀六十五万美元。
现有的治疗机构
维护一个人的生命，与维护他不接受治疗的公民权，哪个比较重要？这个问题更具争议性。最近，《纽约时报》刊登了一篇引起风波的专栏文章，作者是华盛顿保守派智囊团的精神科医师，她回应最新发表的《美国医师心理卫生总报告》，说该文指出治好轻微的精神障碍可避免严重疾病的发生，好像心理卫生医疗资源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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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杰斯会对施舍小钱的陌生人谈自己的故事，但刻意不谈可能会让他重返医院的情节。“我觉得要是回去了，就再也出不来了。我觉得他们会把我送回去。我已彻底绝望，但因怕痛而不敢自杀。”到了1973年，“我还记得有一次听到喧闹声，人们都在庆祝，我问怎么回事，他们说越战结束了。我说：‘哦，那太棒了。’但不知道那是什么战争，发生了什么事，但是我记得自己曾参加过反战游行。”然后天气愈来愈冷，罗杰斯没有外套。他睡在哈德逊河边的大码头。“我觉得我已经和别人太疏远了，要是接近别人，就会吓到他们。我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洗澡和换衣服，可能令人很恶心。那些教会的人走过来，我知道他们注意到我在游荡，说要带我到东橘市的基督教青年会。如果他们是说要送我到医院，我就会逃之夭夭，让他们找不到。但他们没这么做，他们一直看着我，等到我有了准备，才让我做些我可以做的事情。反正我没什么可失去的。”
罗杰斯的个人体验，后来成为他社会政策的基础。“孤立又失落的人通常渴望一点点人与人的沟通，”罗杰斯说：“向外扩展是有用的。你要有诚意，要吸引他注意，一直诱导他，直到他准备好要跟你走。”罗杰斯是忧郁症患者，但忧郁症是压在人格之上的病症，罗杰斯潜在的个性是十分坚毅的。“幽默感可能是最重要的东西”，他现在这么说，“在我最疯狂、最忧郁的岁月，我还是可以找到能开玩笑的事情。”罗杰斯搬到东橘市的基督教青年会住了几个月，也找到一份洗车的工作。后来他又搬到蒙特克莱尔镇的基督教青年会，在那里认识了现在的妻子。婚姻“可使人大大地稳定下来”。罗杰斯决定读大学。“我们两人的角色好像轮流变换。她经历了一阵子忧郁发作，我得照顾她，然后是两人角色颠倒过来。”罗杰斯开始在心理卫生的领域里担任义工——“那时候我只懂得这些事情”——当时他二十六岁。虽然他非常不喜欢州立医院，“身处困境的人们极渴望帮助，我觉得我们可以改革医院，给他们更好的环境。我努力了好几年，但发现体制不会改变。”
东南宾州的心理卫生协会是罗杰斯设立的非营利机构，该机构致力于提高人们对精神障碍的注意。罗杰斯使宾州成为全美心理卫生医疗最进步的一个州，他个人主张关闭州立精神病医院，提出建立顶级的社区心理卫生行动方案，这些方案目前得到每年约十四亿美元的经费。如果你精神不稳定，甚至濒临崩溃，宾州是最适合你的地方，事实上，许多邻州的人为了沾到这点好处而搬到宾州。游民向来是费城的大问题，现任的市长当选后，原先是想要重开已关闭的精神病院，并提供经费给仍在运作的精神病院。罗杰斯说服他关闭现存的机构，支持成立其他的医疗系统。
现有的治疗机构
宾州医疗体制目前的指导原则是，病人不应该监禁在举目皆疯狂的医院，而应该生活在更大的社区里，处于对他们有益的健康环境中。宾州的重病患者住在制度化的长期疗养机构中。这些机构都不大，大多只有五十多张病床，机构提供扎实的协助、严密的照顾，他们支持严格的个案管理，允许心理社工人员与病人建立一对一的关系，并且介入治疗。“我们需要积极的制度。在事业刚开始时，我负责照顾的病人威胁要对我申请人身强制令。我不把他的排斥当一回事，还是依我的方式做，如果有必要，我会撞开他家大门。”这些机构也提供社会心理康复，目的是以“正常”生活的影响力来协助他们。在此环境下，宾州约百分之八十的入院忧郁症病患得到改善。有可能危及他人或自己的病人，可得到全方位的医疗——最严重者可强迫入院与治疗——因为这时候此人处于极危险的状况。唯一会持续抗拒这种治疗的人是有毒瘾的精神障碍者，尤其是海洛因毒瘾者，这种病必须先经过戒治，再接受州立心理卫生机构的照料。
罗杰斯也建立了他所说的“即时服务中心”——街头服务所，通常是由从精神障碍中痊愈的人来进行服务。如此既让刚刚有能力面对特定环境的人有个就业的机会，也让心理状况不佳的人有地方可求助、逗留和得到有价值的建议。恐惧其他更积极的疗法的游民，只要来过这类地方，就会一再地上门。即时服务中心提供了介于心理孤立与交流之间的过渡区。现在宾州已建立像是警察国家的追踪系统，但这个系统的确可预防人们沦落至社会边缘的地步。他们的资料库内储存了州内所有医疗机构的处置，其中包括每一位进过急诊室的病人资料。“我输入自己的名字，”罗杰斯说：“跑出来的资料把我吓了一跳……”如果宾州有一个病人溜出医疗机构，社工人员会把他找出来，并持续定期调查他。除非你康复，否则逃不出这个体制的关注。
整个制度的问题是太脆弱。在最实际的层次上，它的财政并不稳定：笨重如巨象的大型精神病医院可理所当然地得到大笔经费，而一些体制外机构的经费，在总预算不足的时候常常遭到删减。就算是在比较开放、富裕的地区里，把精神障碍者安排到社区里，也需要有宽容心。鲍伯·威斯议员说：“大家都是主张取消强迫入院制度的开明人士，但如果哪天有个游民跑到他家门口，情形就不同了。”对某些精神障碍者来说，最大的问题是在社区里，自主性与融入性太高了。有些人无法在医院这类完全封闭的环境之外正常生活。这种人总是会被驱赶到他们无法承受的世界里，这对他们，以及对不期而遇、施出援手的人都没有好处。
这些问题都没有令罗杰斯感到气馁。他已经采用了“萝卜与大棒”的策略迫使医院关闭，逢迎位高权重的官员，并引用美国残障法案向官员提出集体诉讼案。罗杰斯模仿了西泽·查维斯的“农工联合工会”的运动模式，事实上，他企图让精神障碍者团结起来，让极为分散的弱势群体集体发声。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强制入院制度的全盛时期，费城附近的机构中收容了一万五千多名病患。罗杰斯关闭了其中两所，仅存的诺利斯医院收容了数百名病患。反对罗杰斯集体诉讼案的主要力量来自于医院的联合工会（大部分是为了生计）。病人一旦达到某种程度的康复，就转移至长期社区疗养机构，这促使医院关闭。罗杰斯说：“我们要让医院渐进地关闭和缩减。”如果大型医院已成为弊病重重、积重难返的地方，那么以社区为基础的制度就更是问题丛生的地方。制度中的审查和制衡很难维持。为数众多的官员与心理卫生人员所能掌控的范围很小，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范围内运作。监督者只是偶尔匆促地探访和视察，这种机构的运作方式如何能让监督者全盘掌握？在权力交接的时候，有没有可能使相关人员的警觉性维持在高水准？
什么才叫精神障碍和谁需要治疗等问题，绝大部分要看大众对心智健全的认知。只要有所谓的心智健全，就有所谓的心智失常，二者在类型与程度的区别上，都有条件与范围。追究到最后，这是一种要求自己大脑与要求别人大脑的政治学。这种政治学本身没什么对错，它在我们的自我实现中十分重要，也是社会秩序的基础。我们不该对其背后的共谋做出妥协，除非我们相信，对于复杂问题可在不同流合污的情形下，产生全体一致的意见，否则我们就要小心地根据决定我们所有人的共同经历，并结合个人的意见，来处理这些问题。问题并不在于忧郁症引起的政治，而是我们无法认知到忧郁症之中有政治。我们不可能避开这种政治。没钱的人比财力优势的人更无法避开政治，忧郁症的政治反映了生活的另一面。病症较轻微的人比较严重的人更能避开政治，事实可能就是如此。
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，以拥护自杀权而出名的托马斯·萨斯，将他们的论点推进到反对使用药物治疗，他宣称精神科医师开处方给病人是干涉私人生活，违反自然法则。发现人有患忧郁症的权利是件很有趣的事情，就好像发现人在头脑非常清楚的情形下可以拒绝服药一样。但是萨斯逾越了他的职责，对他的病人散播他的信念，告诉病人他们有绝对的权利拒绝服药。这是一种政治行为吗？萨斯的部分病人相信那是政治行为。我们对精神科医师“负责任的态度”的定义，也是一种政治。作为社会的一分子，我们反对萨斯的观点，在他的一位病人以极为残酷又痛苦的方式自杀后，他必须赔偿该病人的遗孀六十五万美元。
现有的治疗机构
维护一个人的生命，与维护他不接受治疗的公民权，哪个比较重要？这个问题更具争议性。最近，《纽约时报》刊登了一篇引起风波的专栏文章，作者是华盛顿保守派智囊团的精神科医师，她回应最新发表的《美国医师心理卫生总报告》，说该文指出治好轻微的精神障碍可避免严重疾病的发生，好像心理卫生医疗资源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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